《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8条延续了高校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法律授权。
就义务而言，首先应明确，这里的界限只能指法律规定意义上的义务，因而这个判断不适用于本质、本质载体意义上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确实，立法主要着眼于权利和权力的分配和保护，这是在当代主要国家宪法法律文本中都能找到明显证据的事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主观方面。
因此，与这种权利人对应的法律义务就既包括与与公民等个人的权利、自由相关联的义务，也包括与中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各级各类公共机关职权权限权力公权力相关联的义务，虽然这些义务有时被称为义务，有时被称为职责责任等等。从上文列举的当代中文法学多种义务准定义看，其中绝大多数是着眼于在法律规则层面上将义务认定为法律关系主体依法律做应该做的行为和不得做法律规定不能做的行为，同时也有的着眼于义务的本质，从负利益和负值财产内容角度对义务做解说。提升权利-义务体系的逻辑自洽程度还有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从范围包括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中分解出外延单纯型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将原有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权利与权力的统一体）实至名归地改称为法权，并承认义务是同时与权利、权力、法权相关联的现象和概念。如货物购销合同或劳务外包合同，其实质就是以商品或人的一定量体力脑力的有效支出时间所体现的财产性权利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体现的财产性权利的交换。历史上多数法学著作都会论及义务概念的本质或内容，但往往只抽象、表面化地论及，如不利益负担等，没有把重点放在本质载体层面加以说明。
优良的法的一般理论守持的基本概念体系应在自身的文字符号之间和文字符号与法律生活事实之间，都实现逻辑自洽。当然，债权（权利）债务（义务）是有界限的，但这不是一个统一体意义上的内部界限。（一）制定科技伦理治理基本法 我国《宪法》分别从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推动科学文化教育、发展科学事业、保障科研自由、领导和管理科学工作规定了国家机关的相应权责与义务
在事实上，埃里克森的分析框架本身就是在继承、批评和综合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中已有的框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同时也促进了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后续发展。例如，许多实证研究提供了多种规范性秩序共存于同一时空的观察描述，却很难在规范性上有所突破，以致被称为社会事实多元主义的研究。将分析框架作为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并对其作用、含义及获得作全面分析，可回应此类研究面临的诸多内部争议和外部批评，说明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性质及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贡献和其采用的方式。承认观念的建构作用意味着，实证研究不仅需要对事物间的客观联系作出说明（explanation），还需要考察人的价值观念并对其社会行动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这是模仿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方法难以做到的事，也是近些年来各种诠释性、建构性的非实证主义方法兴起的原因。
这些倾向无法体现此类研究应有的理论品质，且容易对具体研究产生误导。第二，定量和定性等分析方法本身也蕴含着对实质命题的理解。
这个过程并不是单向的，纳入新的学说资源可能会使研究者对经验现象作出不同的描述，如前述的对法院的纠纷解决作用的研究，而汇聚新的实证资料则可能使研究者重新调整学说资源，如前述的对人民调解的研究。以对1998年至2010年的人民陪审实践的研究为例，各种实证素材都显示，人民陪审员难以实质参审。法实证研究以对法律现象的系统观察为基础，但这种观察并非即刻发生、只针对研究对象且完全客观的。由于法的实际样态是法的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互动的结果，尽管无法周全，或许可从这几个方面对发现和理解差异作出一些类型化说明。
除此以外，法本身还具有双重存在的属性，既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亦是法律人的特殊科学的产物，这使得法的实际样态内含的紧张关系更为多重，即作为一种典型的规范性准则，法本身还涉及是否符合社会规律和生活实践的问题。第五部分将聚焦理论的生产过程、关键切口和发展机制，不仅关注分析框架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形成，也试图探究它和关于法与社会的一般理论之间的关系。结合想象力的功能和要求，作为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的分析框架具有以下特征或者标志： 第一，分析框架具有整合性。这种误解隐藏得更深也更少受到质疑。
不过，这些讨论似乎倾向于将具体研究中的假设、结论或者对实质命题的认识当作理论，进而把理论与方法（实证/经验）当作两种不同的事物，然后再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指具体的法律，也具有反映法律之共性的一般的法的含义。
既可指国家法或者书本上的法，也常指起着实际作用的国家法以外的社会规范、活法或者行动中的法。在他看来，区分描述性与规定性、破除普遍人性观是现代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重大成就，但现代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在方法上采用逻辑分析或因果解释，都具有连续性（线性顺序）、必然性（决定论）和客观性（忽视主观意义）等特点，不足以应对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社会现象。
在考察并发现各地政府的结构和法律改革措施几乎相同、经济发展与制度绩效之间不存在决定性关系的基础上，帕特南等人确认了南北方社会生活上的差异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变量。其一，差异是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分析框架实际上是围绕如何发现和解释差异展开的。如果将这种判断作为实证研究中的理论，至少会面临两个问题。经验现象—因果机制—事理—法理并非针对同一事物的逻辑推导，如果不对这种推导的机制予以说明，将容易招致一场并未事先声明的魔术表演这样的方法论批评。要揭示法的实际样态，首先要探究的是法的现实存在及影响这种存在的因素是什么，由此才能回答何种研究进路较为合适。如果承认法的实际样态蕴含特定的规范性要素和价值判断，是否需要以及应在什么意义上区别实证研究和法律实证主义研究？ （三）法实证研究：通过反思一般性质问题提出的称谓 总结以上讨论，将实证方法运用于法律现象研究将面临的一般性质问题可被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法的实际样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通过观察对其进行描述，还是一种本身蕴含主观因素的存在，需要我们通过理解来揭示？第二，能否脱离法律来考察法的实际样态？如果不能，应怎样理解法律的塑造作用？第三，能否抛开价值考量来探究法的实际样态？如果不能，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果存在鸿沟，又该如何应对？第四，影响法的实际样态的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能否以及如何从注定是局部的资料素材中捕捉法的实际样态？这些问题充分表明了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共同指向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
伦伯特肯定这种经验描述却质疑他们的结论，他对法院在纠纷解决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更丰富的理解，并由此揭示了更立体的法院纠纷解决的实践样态。或许任何法实证研究都难以在对法的实际样态的观察分析上做到周全，但不同的研究及其与日常观察之间的碰撞，可以促使人们反思改进现有的研究，或者找到新的理解方向。
安赫斯特学派的图示与资源的分析框架既吸收了关于法律意识等的研究成果，也融合了法律规定等制度性要素以及资本、财产、关系等社会要素。只不过，法实证研究不是按照规范自身的逻辑或者价值自身的体系而展开的，其强调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
在法学概念体系中，它既可指客观规则，也可囊括对法的主观认知。其二，虽然某些实证研究的初衷只是了解法律制度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但描述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寻找、比较和确认差异的过程。
因此，并非运用了实证资料的研究就一定是法实证研究，或更准确地说，就一定是好的研究，关键在于是否应用了具有分析性的分析框架，而这或许也是法实证研究区别于纯粹的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的重要特征。当然，这并没有贬损学说的意义，而是在试图澄清其真正不可替代的作用：当问题意识相近时，以往学说的分析框架可以且常常被直接当作当下研究中的理论，并非每个对重要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都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究其原因，法的实际样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法实证研究无法适用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需要也必然通过高度理论化的实证来处理其必然内含的各种紧张关系。这种分析框架包含法的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构成的复杂关系，具有脱离特定研究对象和实证资料的一般性，由此又构成了其他实证研究中的资源。
因此，分析框架作为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既不同于专注于研究方法的程序性操作理论，亦不同于具体研究中偏重结论或者假设的实质性中层理论，而旨在阐明此类研究依据实证素材揭示法的实际样态的过程、方式及限度等一般性问题。内部纷争、外部批评和地位不明等问题的涌现表明，当前，我国的法实证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但或许这正是其迈向成熟的先兆。
从学界的概括来看，定量研究提倡对数据呈现的变量展开价值中立的分析，这实际上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客观事实。在法实证研究中，对资料素材的收集、整理和运用无疑都蕴含着研究者对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的特定理解，但这些命题和问题往往是由特定的资料素材和观察方法呈现的，而且这些理解也会在具体观察中被深化、修正或者改造。
例如，在（法）经济学研究中，社会往往被还原为理性人、成本效益机制、市场模式等要素，具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特征。例如，依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初审法院1890年至1970年的案件数据，弗里德曼和帕西瓦尔发现，法院的工作越来越趋向例行管理，由此认为这段时期法院的纠纷解决作用在弱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学者完全忽视研究方法以外的理论问题，后者亦是他们近年来关注的重点。简言之，定量研究或许能凭借数据和统计技术证明变量间的相关性，但由于未知的或者已知却缺乏数据的因素会被纳入随机残项，这种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因果关系在根本上取决于假设、变量设置等理论工作的质量。当然，我们在包容的同时也要避免使研究沦为大杂烩，除了诉诸研究者的方法自觉，进路、方法和资料是否适格在根本上取决于如何理解此类研究的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只关注经验而不顾及制度、价值等层面，是否足以揭示法的实际样态？就此而言，一些学者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认为经验包含事实与价值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等的互动统一关系。
摘 要：法的实际样态是法的观念价值、制度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要素互动的结果，必然内含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等紧张关系。法实证研究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研究者需要也必然会通过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观察与理解等交织而成的分析框架来发现和整合各种要素，关联起而非跨越各种紧张关系。
虽然人们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理论这个概念，但这种理解容易割裂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之间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方法争论亦是理论争议的表征或者延续。且不说强调意义、价值等问题的非实证主义方法，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备受批评的实证主义方法，在实际运用上亦是如此。
文章最后将归纳要点，阐释对法实证研究的整体理解，回应其内部争议、外部批评和地位不明等问题。社科法学的称谓无法统合反而容易掩盖这些不同理解和实质分歧，使研究者不仅难以走出方法论上的杂糅主义，无法阐明此类研究的一般性质，而且容易陷入社科研究是否等同于实证研究，实证方法是仅限于实证主义方法还是也包括其他更具诠释性或者批判性的方法等争论中。